紧急降落之后——外交信使日记

这件事发生在1957年7月间，当时我在外交部信使队工作。一天，我和信使吕志清一起到中东地区出差。我们第一个目的地是巴基斯坦首都卡拉奇。一路十分顺利。

第二天，换飞机前往埃及首都开罗。我们乘坐的是荷兰航空公司的彗星式飞机。这种飞机有四个螺旋桨，在当时是挺先进的，也是比较安全的。

当飞临沙特阿拉伯上空时，机舱前要求旅客系好安全带的红灯突然亮了起来，同时广播也响起了机长的声音。他说，飞机的一个引擎出了毛病，必需在附近的机场紧急降落。大家不用惊慌。飞机可以继续飞行，不会有安全问题。

我赶紧往舷窗外一看，果然飞机右侧两个引擎中有一个已停止转动，飞机正用三个引擎在飞行。这时我感到飞机正倾斜着机身以保持平衡。我还注意到机翼两头的副油箱正往外面喷洒汽油，形成白色透明的扇形，在阳光照射下闪烁发光，像彩虹似的，煞是好看。但这时我根本无心去欣赏这种美景，赶紧跟老吕商量怎么办。我们决定由我去交涉，他负责看护随身携带的重要文件。

我说：“机长先生，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信使，我想知道你要降落的机场是什么地方？”

机长回答说：“是宰赫兰。这是一个美国空军基地，但民用飞机也可以停落。”我一听是美国的军事基地就紧张起来，因为我国当时同美国不仅没有外交关系，而且中美两国由于朝鲜战争引起的紧张关系也没有缓和，如今我们作为敌对一方的信使携带着重要文件出现在它的军事基地上，如果他们采取什么不轨的举动，我们毫无办法对付。想到这里，我立刻对机长说：“中国同美国没有外交关系，为了我们外交文件的安全，我强烈要求你让飞机返回卡拉奇。”

“对不起，先生。”机长回答说，“飞机的状况已经不允许再飞那么长的距离。为了降落时的安全，我们已经在减少飞机的载油量。只能在宰赫兰降落。没有其他选择了。”

鉴于飞机返回卡拉奇已不可能，我就按事先商量的预案提出：“既然飞机不能返回卡拉奇，我要求荷兰航空公司负责我们的人身和文件安全。荷兰同中国有外交关系，我们经常乘坐你们公司的飞机旅行，遇到这种非常情况，你们公司应当对我们的安全负完全责任。你能保证吗？”

机长迅速回答说：“当然，当然。我们要对所有旅客的安全负责，请放心。我将作出适当的安排，保证你们的安全。说实话，我也不愿意你们发生任何事情。出了什么意外，对你我双方都没有好处。”

“既然你这样说，我不坚持要你返回卡拉奇。但我要求你帮助我们与中国驻巴基斯坦大使馆联系，告知我们的情况。”

“这个没有问题。”机长满口应允。

我回来跟老吕说了交涉过程。我们按规定对文件进行了相应处理。

荷兰航空公司驾驶员的技术的确是不错的，他们利用三个螺旋桨把飞机平稳地降落在跑道上。机舱里的所有乘客，包括我们，都为他们的技术和安全着陆热烈地鼓起掌来。

起初我们估计飞机最多停留几个小时进行修理，然后就可以起飞，所以决定不下飞机。因为待在属于荷兰的飞机上对我们是比较安全的。这时其他的旅客在航空小姐引导下陆续往舱口走去，我和老吕端坐在座位上不动。等所有的旅客都下了飞机后，航空小姐过来请我们下机。我说：“我们在飞机上等。”航空小姐一再劝说，我们就是不动。她没有办法，只好把机长请来。

“先生们，对不起，这架飞机的故障不是短时间能够修好的，飞机将被拖到机库去彻底检修。什么时候修好，现在还说不清楚。所以请你们下飞机到候机厅去休息用餐。飞机什么时候能起飞，我再通知你们。请放心，你们到候机厅不需要什么手续，安全绝对没有问题。”机长客气地反复劝说。

于是，我们只好冒着风险提着文件包下机。在候机厅，我们草拟了一个电稿分别发给我国驻埃及和巴基斯坦的大使馆，说明我们因何原因滞留在什么地方。我们信使每到一处，均由使馆派人接送，埃及使馆接不到人，一定很着急。当然他们从航空公司那里可以打听到飞机的下落，但对我们的具体情况则很难知晓。

我们发此电报还有另一个用意，就是让使馆将我们滞留在沙特阿拉伯的美国空军基地的处境报告北京，让国内通过外交途径设法保护我们和文件的安全。

起初荷兰机长说这个航班不能按时到达的信息已经告诉了开罗，没有必要再发电报。其实他是担心发出带有中国信使内容的电报反而会引起基地美国军方的注意，惹出麻烦。在我一再坚持下，他同意用飞机上的发报机为我们发。我们回到卡拉奇和开罗后，知道使馆收到了我们的电报，并把情况立即报回了国内。使馆和外交部确实为我们的处境担忧。

我们在候机厅紧张地待了几个小时。机长又出现在我们面前，他说：“我们的飞机修不好了，必需换一架飞机，现正联系从卡拉奇再调一架飞机过来，估计要到明日傍晚才能到达。因此所有的旅客必需过海关入境，到旅馆休息。”

我说：“我们是外交信使，按照《日内瓦公约》享受外交豁免权，不能接受沙特海关的检查。我们可以去旅馆，但你要保证我们的文件包和行李不受检查。否则我们将不去旅馆。”

“我懂你的意思。我将尽力做出适当的安排。请等我的消息。”机长说完匆匆转身走了。

我知道在这样一个地方待的时间越长风险就越大。除了有美国军方的可能威胁外，我国当时同沙特阿拉伯也没有外交关系，而沙特还在同中国台湾的国民党当局有所谓的“外交关系”。

更令我担心的是，我们同台湾的国民党关系十分紧张。所以在即将进入这样一个国家的领土时，我的心里确实有些七上八下，担心我们的行踪被国民党的伪大使馆所知晓，他们派人来捣乱或者劫持我们，那事情就麻烦了。这绝不是杞人忧天，这种事情过去在我们的信使身上发生过，所以要想个办法尽早离开这个危险的地方。

我随即拿出航班时刻表，查看有没有第二天白天由这里赴开罗或卡拉奇的班机。经过仔细查找，发现有一班飞机次日早晨从开罗到达此间，稍事停留即飞往卡拉奇，然后可以赶上下午另一班从卡拉奇直飞开罗的班机。我们商量后决定采取这个方案。

过了一会儿，机长再次露面。他领着我们两人穿过几间办公室，到了一个去停机坪的出口，然后让我们同他一起上了一辆标有荷兰航空公司标志的面包车。这辆车就直接往机场外面开。当车开过沙特海关时，我看到这趟班机的旅客们正在一个个地过关，所有的箱子都打开检查，还要搜身……我们在机长的亲自护送下，没有经过海关检查就出了机场，进入了沙特的领土。

在旅馆，我才知道与我们同机的还有三名中国人，他们是到开罗参加国际会议的，团长是国务院的副秘书长朱其文，另外两位是他的助手和翻译。在这样一个场合见到自己人真是令人欣慰，我的紧张情绪得到了一定的缓解。

这个旅馆是两个房间共用一个盥洗室，我发现我一人住的房间的盥洗室是与一对外国修女相连。我跟老吕说了这个情况。他说：“你别走了，就在这里挤一挤。咱们还有好些事情要做呐。”我说：“那就让跟你同房间的翻译到我的房间去休息，我跟他换一换。”我们与朱副秘书长一说，他很理解并答应了我们的要求。在吃饭的时候，他们也帮助我们，分批陪我们去餐厅，这样我们两个信使总有一个可以留守，不必把文件包带到餐厅去，减少了风险。

那天晚上，我们几乎没有合眼。我和老吕一方面要保持警惕，防备可能发生的意外。另一方面，又要想办法赶紧销毁在飞机上无法处理的机密文件。

晚饭后，我曾找过机长，要求他为我们安排次日早晨搭乘从开罗来的班机回卡拉奇，然后乘当日下午的班机再飞开罗。机长答应尽力去办。这位荷兰机长真不错，次日清晨就来告诉我一切安排好了，让我们饭后等他派车来。我们赶紧做好出发的准备。我看到文件包由于销毁了许多文件而空瘪了，为了做出什么也没有发生的样子，于是我就找了一些报纸，团成团，放进文件包里，从外表看还是鼓鼓囊囊的。

不久，机长亲自来接我们去机场，依然绕过沙特阿拉伯的海关，把我们领进了候机厅。那里早已有许多旅客，一片熙熙攘攘。我们有意挤在人群中。这时只有我们俩人，有种“人少势单”的感觉，依然有些紧张。那三位中国同志没有改变行程，他们将等调来的飞机去开罗。

这趟班机顺利地到达卡拉奇。下机后见到了使馆负责接我们的同志，心中顿时涌起见到亲人似的喜悦，绷紧了一天一夜的那根“弦”终于松弛了下来。在使馆同志陪伴下，我们在机场吃了中午饭并上了再次飞经开罗的班机。

在开罗使馆，我们向国内作了详细报告。

-End-

文字 | 《外交纪实（二）》 

作者 | 赵梁

图片 | 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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